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楓橋經驗”，歷經一甲子的發展創新，從“一鎮之計”上升到“一國之策”，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范本。而“楓橋經驗”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與其所蘊含的深厚傳統法律文化密不可分。尤其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更需呼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鄉村基層治理中的回歸，旨在實現鄉村基層治理的和諧與穩定，展示鄉村基層治理新氣象。

一、新時代“楓橋經驗”蘊含的傳統法律文化意蘊

“楓橋經驗”浸潤于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之中，在其核心理念、價值追求、治理策略等方面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一脈相承，閃爍著穿越古今的智慧光芒。

“民為邦本”的核心理念。從周公的“敬德保民”到孔子的“重民富民”、孟子的“民貴君輕”，再到漢唐以來“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明清“天下為主，君為客”，民本思想被歷代不斷深化、創新，已成為中華民族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治理在多維度全方位踐行民本思想，既在“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立法上出臺促進農業生產、保障人民生活的條款。又在司法上，確立矜老恤幼刑罰原則、“三五復奏”死刑復核制度，突出表現對人生命的重視?？梢哉f，“民為邦本”的思想催生了諸多值得贊頌的制度、做法，為“楓橋經驗”的產生提供了歷史鏡鑒?！皸鳂蚪涷灐本褪且浴懊癖舅枷搿贝虻祝叩娜罕娐肪€，把群眾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全面依靠、發動、運用群眾智慧，才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中華民族素來注重和諧，《論語·學而》載：“禮之用，和為貴?！被凇耙院蜑橘F”的價值取向，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主張“天下無訟”?？鬃诱f：“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外，道家主張謙和不爭，法家則主張“以刑去刑”來定分止爭，這些都反映了“無訟”理念?！盁o訟”的理念不是杜絕一切訟爭，而是強調通過多種渠道妥善化解矛盾，實現實質和諧。其中，有一種重要的方式就是調處。通過官府調解和民間調解并行，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促民息訟。這種調解先行的做法也是“楓橋經驗”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概言之，“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和“無訟”的觀念催生了“楓橋經驗”運用調解機制化解糾紛的制度設計，將問題消弭于萌芽狀態。

“德法并用”的治理策略。德法并舉，治道之要。早在西周時，統治者就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制原則，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強調國家治理不能單純依賴刑罰，必須以德禮教化百姓，讓百姓因為羞恥而不恥為。荀子更是明確提出“德法并用”的治理策略，反對“不教而誅”。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倡德刑兼備、“德治”為主、并不排斥刑罰。此后，到《唐律疏議》明確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正式定型德法并用的治國方略，并持續影響到后世。“楓橋經驗”本質上是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其中，法治保障與德治教化的結合是對“德法并用”治理策略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煥發出傳統法律文化的新生機。

二、新時代鄉村基層治理所面臨的現實困境與挑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治理的現實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如人才流失、治理失范、“以訪代訴”等，都是新時代鄉村治理亟待解決的難題。

人口結構變化帶來挑戰。一方面，村民主體意識淡薄，參與熱情不高。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鄉村“空心化”現象突出，鄉村剩余人口以老人、婦女和兒童居多，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參與鄉村治理的現實能力不足，留守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障礙重重，返鄉人員受城市生活影響，更多關注的是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事務活動，對鄉村治理這種“無利可圖”的活動，大都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鄉村精英的“上位流動”，導致黨員等鄉村治理骨干力量的缺失與弱化，增加了鄉村基層治理的難度。

鄉村治理體系存在短板。首先，治理邊界模糊，村組織負擔重?，F實中，村委會等村級組織不僅承擔村民自治管理事務、集體經濟組織事務、黨組織的黨務工作，還要承擔繁重的行政事務，政府治理大大擠占村民自治的空間。其次，鄉鎮政府在“壓力型體制”下失衡運轉，治理成效大打折扣?！吧厦媲l線、下面一根針”，一級一級縱向的“科層化”管理模式造成了“重管理輕治理”問題凸顯。最后，政策執行“層層加碼”，導致村干部被困在不必要的事務中，與群眾漸行漸遠，用“上微信”代替“下基層”的現象屢見不鮮，嚴重背離“楓橋經驗”所要求的“田間地頭”的工作作風。

法治權威尚未完全建立。中國老百姓的“青天情結”根深蒂固，當遇到糾紛矛盾時，信訪不信法的問題仍然突出。這種既不相信鄉村調解，更不相信法院判決，就導致法治無法提供切實制度保障鄉村治理，德治無法通過教化引領鄉村治理，進而限制鄉村治理的良性發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楓橋經驗”未能真正融入鄉村治理之中。同時，目前信訪工作也面臨著越級走訪、重復訪突出、工作被動、處置化解難、涉法涉訴占比大，司法救濟渠道不暢等現實困境，亟需充分盤活黨政群團等各種組織的調解資源，實現“情法理”的聯動效用，優化基層矛盾化解機制。

三、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融入鄉村基層治理的新路徑

新時代“楓橋經驗”中蘊含深厚的傳統法律文化底蘊，具備突出的實踐價值，綜合采用以人為本發揮基層自治作用、以和為貴培育無訟文化土壤、德法并用構建多元共治格局等實踐路徑，才能有效應對當前“楓橋經驗”在鄉村治理中面臨的現實困境與挑戰，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以人為本發揮基層自治作用。鄉村治理中要始終站穩人民立場，充分吸收基層群眾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決策中，拓寬人民群眾表達訴求的渠道，鼓勵村民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發揮村民在鄉村治理中主體作用。既要發揮好村委會、村小組等基層自治單元的作用，又要組織好民間組織等自治力量參與矛盾糾紛化解，集聚民智、匯集民意，推動“家門口”的事在“家門口”解決。還要發揮好新鄉賢和黨員領導干部在鄉村基層治理中的模范帶頭作用，加強治理隊伍的專業化建設，開展好法律、政策、管理等相關知識培訓。

以和為貴培育無訟文化土壤。強化糾紛訴源治理，加強“無訟”文化在鄉村宣傳和教育力度，使和諧無訟的價值理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發揮好司法部門在訴源治理中的示范引領作用，加大對鄉村訴源治理工作的政策宣講和法律指導力度；規范訴非銜接機制，優化司法確認程序，實現“善治”目標；建立鄉村“微網格＋人民調解”體系，提升矛盾排查能力，增強鄉村矛盾糾紛多元化解調解力量，打造“鄉賢評理堂”“和為貴調解室”等一站式矛盾調解組織，不斷壯大非訴解紛人員隊伍，多措并舉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創建“無訟鄉村”，實現美麗鄉村共建共治共享。

德法并用構建多元共治格局。首先，要重視德治教化。弘揚好優秀傳統文化、鄉賢文化、家風文化和鄰里文化，持續開展“身邊好人”“道德榜樣”“好婆婆、好媳婦、好妯娌”榜樣評選等活動，積極構建道德風尚建設高地，奠定鄉村治理深厚德治基礎。其次，堅持法治保障。構建法治宣傳矩陣，加強鄉村公共法律文化建設，注重發揮“互聯網+”的科技普法功能，試點探索信訪工作法治化新路子，運用法治思維設計鄉村治理方向思路。通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堅持德法“一體兩翼”的治理思路，助力鄉村基層治理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