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者，政之本也。”清廉是中國古代官德思想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從政者為政做官的基礎。一個人，如果為官不廉，便是失德失責，就會心生腐敗，行為污濁，給國家和百姓帶來損害。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國家之所以衰敗，政權之所以不穩，其中關鍵一點就是由官員的腐敗所造成的。因此，清廉對于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以至于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作為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清正廉潔的思想理念孕育了中國歷史上無數的清官廉吏，他們的高德義行和道德風范流芳千古，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浩蕩長波里的一支清流。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一代名臣司馬光病逝，終年六十八歲，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靈柩出京時，京城百姓紛紛罷市前往憑吊。作為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光一生清廉簡樸，他認為“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即可，“勿求多余”。雖為官四十余載，位至尚書佐仆射兼門下侍郎，卻“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一生克勤克儉，清正自守，除應得的薪俸外，從不收取非分之財。為專心編修《資治通鑒》，司馬光住在洛陽城郊的一個小巷子里，住所極為簡陋，僅能遮風避雨。為避暑熱，他特地請來工匠挖地丈余，修筑地下室用以讀書寫作。大臣王拱辰當時也住在洛陽，其宅第高聳入云，頂層被稱作是“朝天閣”，所以當時的洛陽城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

司馬光不僅要求自己克勤克儉，對于家人也同樣嚴格要求。他以家書的形式寫給獨子司馬康一篇著名的訓誡文章——《訓儉示康》。

《訓儉示康》一文可謂字字珠璣，通篇核心思想其實就是一個字——“儉”。北宋中期，奢靡之風漸起，人們競相講排場、比闊氣，崇尚奢華、嘲諷節儉一時間成為社會主流?！白咦漕愂糠?，農夫躡絲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量月營聚，然后敢發書”，“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面對此種社會狀況，司馬光痛心不已。他深知“儉以養德，侈能生惡”“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道理，訓導其子司馬康要向正考父、季文子、李文靖、參政魯公、張文節學習，戒奢節儉，同時又列舉了管仲、公叔文子、何曾、石崇、寇萊公奢侈縱欲、由奢致敗的事例，闡明了儉能立名而侈必自敗的道理，勉勵子孫要行儉戒奢，做到廉潔儉樸。

受父親的影響，司馬康為人節儉，一生為官清廉。據《宋史》記載，司馬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薄俺?，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兩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薄巴局艘娙葜梗m不識皆知司馬氏子也”。

《官箴》中有這樣一段話：“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贝笠馐钦f，官吏不怕我嚴厲，而害怕我廉潔。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為政清廉，官吏就不敢有所怠慢；辦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有所欺瞞。對于從政者來說，只有為官公正，才能使政治清明；只有為官清廉，才能在百姓中樹立威信。

儉易廉而奢易貪?？v觀歷史，“清廉”始終是選拔官吏、考核官員政績的一項重要標準。《周禮》中記載，“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边@里所說的“六計”就是當時官府用來評判官吏政績的標準。秦代確定了“五善五失”考核法，“廉”為“五善”之一。漢代進一步完善了對官吏的考核，形成了以《上計律》《考功課吏法》為核心的考績制度，規定“吏坐受賕枉法，皆棄市”，且子孫三世“皆禁錮不得為吏”，旨在通過強化考核力度來建設一支清正廉潔的官吏隊伍。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較為動蕩，但統治者對于官吏的考核并沒有停止。在晉朝，考核官吏仍以“正身”和“公謙”為首。到了唐朝，官吏考核實現了制度化、法律化，最著名的當屬“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四善”為“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宋朝初年，對官員的考核標準大體沿襲了唐朝，到了真宗時期，又將考核標準分為上、中、下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為上，干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明清時期在考核官吏時，也始終把“清謹勤公”和“居官廉恪”放在首位。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將廉潔儉樸作為自己的政治操守，始終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連接在一起，成為戰勝一切困難、攻克一切艱險的制勝法寶。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應當牢固樹立清廉的價值觀，把廉潔當作一面鏡子，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時時做到自律、自省、自警，如此才能夠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經得住各種誘惑與風險的考驗。